1899年冬，法国代表与清政府在北京议定租界范围时，地图上这个远离广州府的海湾，被写成了“广州湾”。它位于雷州半岛东北部，今天属于湛江市一带。名字听着像省城附近，实际却相隔千里，这个地名背后，藏着一段复杂的沿海变局。 若把目光放回清朝末年，湛江还不是今天的城市。当地主要分属遂溪县与吴川县，海湾沿岸有赤坎埠。地方志对它的评价很特别：商旅往来密集，舟船停泊繁多。 这不是一个荒僻的海角。 赤坎埠之所以兴盛，靠的是海湾条件和商路连接。雷州半岛面向琼州海峡，又可通往北部湾，广东、广西以及海外商船都可能在此停靠。粮食、盐、木材和日用货物，经由水路集散，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的商贸节点。 有意思的是，当地真正让列强动心的，并不是“广州”这个名字，而是港湾本身。 甲午战争失败后，清政府被迫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列强加紧在中国沿海争夺港口、铁路和势力范围。1898年，法国向清政府提出扩大在中国南部的权益，要求修筑通往云南的铁路，并取得军港和航运方面的便利。 法国当时已经控制越南，并将越南纳入法属印度支那的殖民体系。它若能在中国南部取得一个港湾，便可以把越南北部、广西、云南与广东沿海联系起来。广州湾的位置，正好具有这种战略价值。 1899年11月，清政府与法国签订《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》。条约划定的范围，涉及遂溪县、吴川县部分陆地、岛屿和海面，东海岛、硇洲岛以及赤坎一带均被纳入法国租借地。 这里需要说清楚，“租借”并不等于普通意义上的租房。法国可以在当地驻兵、修筑炮台、设置灯塔和航标，还能管理港口、征收相关税费。租期被定为99年，广州湾事实上脱离了清朝原有的行政管辖。 至于名称为何不是“广州附近的海湾”，学界和地方文献中一直有不同解释。清代一些地图、文书里曾出现“广洲湾”的写法，“洲”指水中陆地或沙洲。后来条约和法国方面的文件多采用“广州湾”，也可能与文字讹写、地名转译以及广州在华南的知名度有关。 不能简单认定这是某一个人的笔误。 条约确定后，法国在此设立行政机构，将广州湾交由法属印度支那体系管理。法国需要的，是一处能够停泊船只、储存煤炭并服务航运的港口；清政府失去的，则是对这一片土地和海面的完整主权。 当地百姓对这段变化的感受，并不只在公文里。港口贸易依旧存在，商人仍要进出，船只仍会靠岸，但关卡、税收和治安都换了管理者。赤坎等地的城市格局，也在殖民统治和商业扩张中发生变化。 抗日战争期间，广州湾又出现了特殊地位。1939年日军进攻华南，企图切断中国西南方向的交通线。钦廉地区失守后，广州湾成为华南沿海少数仍能维持对外航运的港口之一，物资由此转运，战略价值陡然上升。 日本不会放过这样的地方。 1943年2月20日，日军向广州湾边界发动行动。2月25日，法国方面被迫与日方签订有关“共同防卫”的协定。名义上由日法双方承担防务，实际上日本掌握了军事主导权，法国只能负责租界内部的治安，并向日军提供设施、物资和劳动力。 当地的一位法国人员曾抱怨：“这哪里是共同防卫？”旁人回答：“枪在谁手里，谁就是主人。” 这几句话虽是后人概括，却点出了当时的现实：法国并未真正保住广州湾，只是暂时保留了部分行政外壳。 日本投降后，广州湾的归属问题重新摆上桌面。1945年8月18日，中国国民政府与法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签订交接广州湾租借地的条约，法国将这片租借地交还中国。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外国租借，至此结束。 收回之后，旧有的“广州湾”名称逐渐退出行政使用。国民政府随后以湛江一名设置城市，名称取自当地河流。后来行政区划几经调整，湛江最终成为广东省的重要地级城市。 所以，广州湾不在广州附近，并不是地理上的巧合，而是晚清列强争夺港口、地方旧称变化和殖民统治共同留下的结果。一个看似普通的地名，既记录了赤坎埠的商贸繁盛，也见证了清末中国沿海主权被分割的过程。 特别
